時鐘漫遊者

時鐘漫遊者,始終漫遊著。

《青蛙少年失蹤事件》小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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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青蛙少年失蹤事件》推出後,所謂「南韓三大懸案」所拍成之電影便告完整﹝另兩部懸案改編之電影分別是《殺人回憶》和《那傢伙的聲音》﹞。雖然我不知道為何它們為何謂之「三大」,這排序之道理像之前網路上留傳的世界十大禁片只是一種以訛傳訛,或是因為某種方便故﹝時間相近?類形相近﹞而綁定之分類,但查詢事件相關訊息後,確實讓我有種白日盜汗,分明溽夏卻寒涼之感,1991年三月,小鎮地方議會舉辦選舉,全鎮放假一日,小村中五位少年結伴尋訪火蜥蜴﹝另一說是娃娃魚,卻被媒體誤傳為青蛙﹞,此後未歸。彼當時發動三十萬軍警延附近山脈搜索,懸賞失蹤兒童之賞金高達四千兩百萬韓元,校園學生自發製作大型海報張貼,飲料和各布告欄上均印有失蹤者照片﹝像某個時期的台灣﹞,但那樣大規模的搜尋從舉國動員到失去新聞熱度,都屬徒勞,要到2002年,颱風襲山,才於鬆落之土坑中發現孩童骨骸。該土坑距離孩童所住之村莊不過五百公尺﹝「那根本是我們的院子,誰知道,小孩就埋在,離我們那麼近的地方呢?只是離家一小步啊」電影中安排父母悲傷的說﹞,其屍首邊散放子彈,骨頭上有未知之鈍器傷痕,衣物以怪異之綑綁方式連接。南韓謀殺罪之追溯年限為十五年,亦即如今事件已過追溯期,卻連凶手,乃至凶器都無從判定。坊間有所謂外星人虐殺,或軍方誤擊湮滅等各種傳聞出現。

我真正好奇的部分是,這類電影的故事其實挑戰了「故事」本身,既名「懸案」、「真實事件改編」,它必然是一沒有確定結尾的故事﹝以亞里斯多德的話來說,結尾是「必有事物發生於其前,而必無事物發生於其後。」﹞,否則真相若現,兇手既出,何來懸案之名。即是電影之敘事性不能超越真實性,結尾若不能從於開放式,便會將所有的可能抵定於一﹝原來兇手是….﹞,但「電影破案」並非是指出可能性,因為「若是如此,那他就不是懸案了」、「如果電影中知道真兇是真實,那真實世界如何自處呢?」,也就是說這類電影越具完整之故事性﹝有指名性的結尾﹞,其所示現的可能性具有排他性,真實被排除了。他所標示的可能性反而是可能的喪失。於是這類電影的重心該擺定在「事件之中段」、蛇之腹、道路中央,那線索鋪展而通往無限歧徑的轉折處。它應該是橫向發展的,讓可見的不可見的「所知」羅列於所謂的「中腰」﹝亞理斯多德所謂「跟隨於某事之後,同時又在另一事之前」﹞,也就是去「呈現我們已經知道的」:傷害如何陳列──具體的事物:線索、凶器、證據。抽像性事件:相關人等的反應。彼此又連連看式湊在一起──一但它變成一則或數則敘事,那就有了故事,有了故事,就有了因果,但已知最大果﹝殘虐之殺害。死者橫陳﹞,卻不能反推最大因﹝是誰作,為何作?﹞這正是這類敘事的悖論與艱難。於是這類電影的敘事必然轉嫁到心理性的,「實的變作虛的」「真傷口越顯現在心板上」,敘事轉而去強調人性的衝突/衝擊,參與的角色如何受到內心波盪﹝被懷疑的,懷疑人的,有過去的,有嫌疑的,過去有負欠的,然後以彼此關係作為衝突的引爆催化劑,正如這部電影所表現,假造假新聞的電視台製作人試圖追索真實刑案扳回顏面。受害者之父母成為最大嫌疑人,懷疑者與被懷疑者,緝凶者與可能凶手之對立…﹞,那其中的衝突面,反而製造了這一「不可能」之敘事中的「可能」──要就二擇一,父母就是兇手,父母不是兇手。哪個可能?哪個可能都有衝突性,見人性之磨難,但這磨難最終會回歸事實﹝所以父母不是兇手?於是兇手仍沒抓到,沒有侵犯到真實面﹞,而這磨難無關事實,卻關於敘事之極境﹝那「父母會否是兇手」帶出之懸疑與「指責負父母是兇手」本身背負之黑暗核心和倫理承擔﹞,但這樣的推論必然將悖論性推到極大,因為標榜真實改編之電影中最具衝突處卻是最無觀/關「真實的」﹝只在故事中發生﹞,亦即改編真實等於再創虛擬,發生視同沒發生,但那並非是說「看到﹝電影﹞等於沒看到﹝真實﹞」,而應該反過來說,「沒看到﹝過去之真實﹞等於看到﹝可能的未來﹞」,他在拓寬﹝觀眾﹞眼睛未來的視域,為了讓他延展到未來──真實必然將得見,標誌出空白是為了被填補。


《青蛙少年失蹤事件》(2010)
The Children
Director: Kyu-man Lee
韓國

1 Comments

芭蕉公主 says...""
父母瘋狗似翻垃圾桶時
心如刀割
2012.10.30 22:24 | URL | #- [edit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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